再談國服 中國國服究竟應該是什么樣？
中國國服什么樣
設計國服并不是要將現(xiàn)代人打扮成古人。國服的設計應體現(xiàn)華夏文化理念與精神，同時不乏時尚和個性化，加入多元設計因素未嘗不可。
“服飾之事雖微，然而屬歷代禮儀典制之所系。”這是臺灣學者王關仕寫在《儀禮服飾考辨》序言中的話。從歷史上看，服飾制度就與禮儀典制結合在一起，服飾也始終作為禮儀的其中一種表現(xiàn)形式。
歷史上的中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譽，禮儀制度發(fā)達，各種禮儀規(guī)定通過同樣發(fā)達的服裝文化得以集中體現(xiàn)。夏商時期，開始建立禮制，與這些禮儀活動相對應，便出現(xiàn)了各種冠服制度，如祭祀時著祭服、朝會時著朝服，婚嫁有吉服，從戎有軍服，服喪有兇服等。到了周代，冠服制度隨著周禮的成熟逐步完善，并被納入了“禮治”的范圍，成為禮儀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
孔子以為服飾要合乎“禮”的要求，只有著裝適度才能體現(xiàn)出社會制度的有序和自身的修養(yǎng)，也才能符合社會規(guī)范。“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沒有合乎禮儀的外在形式(包括服飾)，很難稱得上是翩翩君子。
歷史發(fā)展到現(xiàn)在，我們的傳統(tǒng)禮儀斷裂了，隨之斷裂的還有我們的服飾文化。服飾是民族的符號和標識，沒有自己民族服裝的民族，弘揚本民族禮儀文化的努力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在一場關于傳統(tǒng)禮儀重塑的討論中不能沒有服飾禮儀。
國服形象眾口難調
日本有和服，韓國有韓服，越南有長衫，印度有紗麗，中國有什么呢？我們的國服是什么？
2006年3月17日，上海國際服裝文化節(jié)國際服裝論壇以“和諧·時尚·國服”為主題，邀請海內(nèi)外專家為中國國服尋找答案。在學界，像這樣關于國服的探討越來越熱鬧。
服裝節(jié)前夕，東華大學舉辦了全國首次服裝院校“我心中的國服”方案設計邀請賽。不過，在年輕的大學生服裝設計師眼中，國服是時尚的，與我們想象中的旗袍、中山裝大相徑庭。東華大學的楊以雄教授對此卻是肯定的，“設計國服并不是要將現(xiàn)代人打扮成古人。國服的設計應體現(xiàn)華夏文化理念與精神，同時不乏時尚和個性化，加入多元設計因素未嘗不可。”
事實上，“我心中的國服”很難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一百個人眼中就有一百種國服形象。
距離我們最近的一次國服形象的記憶是在2001年上海舉行的APEC會議上，各國領導人身著“中式唐裝”集體亮相。這使得在海內(nèi)外華人中迅速流行開來，掀起了一場新唐裝熱。
“雖然它是以清代馬褂為基礎，經(jīng)改良而設計，但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文化自豪感都使得一些國人對于新唐裝的感知和印象與近一個世紀前對于長袍馬褂的認知完全不同了，這是它能夠流行的一個原因。”然而，在迅速流行之后新唐裝又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最后沒有能夠成為我們的國服。北京服裝學院民族服飾博物館館長楊源教授對此現(xiàn)象進行了反思，她認為新唐裝沒能夠也不可能成為國服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缺少時尚美，也沒有走出馬褂的感覺，很多中國人不喜歡它；那段歷史的陰影還留在國人心中，令人憶起那個時期的國人之恥，情感上難以接受；對于倡導“漢服”的漢族民眾而言，新唐裝并非漢族的民族服裝，缺乏認同感。
漢服不等于國服
2006年中秋前夕，天津古文化街出現(xiàn)了30名身穿古代服裝、佩戴古代飾物的年輕人。隊伍由兩名手中分別舉著“衣正華夏”“月滿中秋”紅幡的小伙子帶領，緩緩地向古文化街行進。每到設有牌坊的地方，隊伍便停下，一名帶隊男子走出隊伍，模仿古人做各種參拜的姿勢，施禮完畢后，隊伍繼續(xù)前行。
這是國內(nèi)某網(wǎng)站發(fā)起的“穿漢服、行古禮、過傳統(tǒng)節(jié)日”活動，目的是為了“宣傳漢服”。近兩年來，國內(nèi)掀起了一陣“漢服”熱，甚至有相當部分人認為國服應該取名為“漢服”。
楊以雄認為，中國是一個有著56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作為國服假若拒絕其他民族服飾的要素，僅僅恢復單純漢服飾的做法有失偏頗。“一個民族在歷史進程里，必然要與異族文化融合。早年我們的祖先具備寬闊的胸襟，不以所謂的血統(tǒng)為衡量標尺，而是以中華文化的認同作為標志。同樣，民族服裝的發(fā)展演變，也是一個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相互交融的過程。”因此，他認為，在詮釋“國服”的過程中應倡導多樣與和諧的統(tǒng)一。
楊源也建議，國服可以在多種民族服裝中選擇元素，也可以從古代服裝中選擇元素，還可以汲取西式服裝的長處，創(chuàng)造出多民族共享的系列服裝。
從這個角度看，漢服并不能與國服劃上等號。關于國服的命名，也就成了一個敏感的話題。接受《小康》調查者認為，“華服”是相對合適的稱謂。
國服的特質
但不管叫什么，國服必須體現(xiàn)一種共同的民族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