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

        在中國的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外匯政策一定要達到兩個目的，一是要服務于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目標，二是要盡量減少中國經濟發(fā)展的風險。要實現這兩大目標，目前管理浮動匯率加上資本項目的基本封閉，似乎是短至中期內最優(yōu)的選擇。

　　相對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和重心東移，國際金融市場與貨幣體系的發(fā)展相對滯后，還不能完全適應并服務于新經濟格局的要求(詳見本專欄2008年1月號)。筆者相信，國際貨幣體系將從現在的以美元為主導過渡到以美元和人民幣為主導的多元體系，這個過程可能要花20年的時間。在這個動蕩的過渡過程中，資本項目的封閉和可控下的逐步開放、人民幣暫時不執(zhí)行自由兌換的政策，可能會幫助中國經濟停泊于相對安全的避風港，免于經常遭受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但在這個過程之后，中國要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人民幣要躋身世界兩大主要貨幣之列，不論是從金融市場的軟、硬基礎設施，還是人才與金融機構的發(fā)展，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人民幣匯率雖然不由市場整日交易來決定，但最好盡量靠近經濟基本面的要求，至少不能長時間地背離。

　　中國的匯率制度選擇影響深遠，需慎重考慮

　　經濟學的傳統(tǒng)主流觀點認為，外匯的自由兌換會提高經濟和貿易的運行效率，資金的自由進出便于更充分地進行全社會、甚至全世界范圍內的資源有效配置。自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解體后，一個國家的外匯政策往往可以選擇固定匯率、浮動匯率、管理浮動制度、貨幣局制度等，但其中無一不帶有明顯的先天缺陷。有浮動匯率的支持者借用丘吉爾對民主制度的名言評論這一制度：“它是所有匯率制度中最差的一個，除去其他所有制度之外。”

　　對很多國家，尤其是相對較小的國家，匯率制度永遠都是一個痛苦的次最差抉擇。要減小出口與進口產品價格的不確定性，最好使用固定利率，但由此卻會失去運用貨幣政策調整的空間，同時，若有宏觀經濟弱點暴露、積累還容易造成金融危機。若選擇浮動利率，市場的交易與投機經常會將匯率長時間推離基本面，使國家經濟面對無端的成本。尤其是近些年來，國際市場連續(xù)不斷地面對頻率越來越高、規(guī)模越來越大的各種金融危機：從上世紀90年代日本曠日持久的經濟危機、墨西哥和東南亞的金融危機，到后來的互聯網泡沫，直到今天的次級債危機。即使一個國家一直執(zhí)行正確的貨幣政策，也經常會由于其他國家和市場出現問題而被傳染上危機的種種癥狀。這可能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最大的成本之一。

　　上一次經濟大規(guī)模全球化發(fā)生在20世紀初，它最終因為1929年開始的金融危機的蔓延戛然而止。此后，各國金融體系相繼坍塌，政府紛紛執(zhí)行了極端的貿易保護、資本控制等措施，在德國、日本，納粹、軍國主義甚至趁機而起，并最終間接地導致了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因此，一個國家，尤其是已經在世界經濟生活中舉足輕重的國家，如中國，其對匯率政策的選擇遠不止影響全球的貿易和資金的流動，其更深遠的社會與政治意義更不止限于中國，而會波及整個世界。

　　如同在其他經濟改革領域采取的漸進模式，中國的外匯政策幾十年來也一直相對穩(wěn)定，甚至可以說是保守。但在這個發(fā)展過程中，也不是沒有進行自由兌換的探索。事實上，若沒有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人民幣可能已經在1999年實現自由兌換了。但當時在新興市場一個個失陷的危機中，中國成為了金融市場防線最后的長城，亞洲貨幣的貶值最終止于中國。世界金融界無不為此慶幸，同時對中國存感激之情。但是，中國經濟隨后卻進入了數年的相對低速增長與通貨緊縮之中。直到近幾年，隨著QFII及QDII政策的逐步實施，中國的資本項目才局部、逐步試驗性地開放。但是，不論是QFII還是QDII的實施，都有幫助解決其他問題的用意：QFII是因為當時國內股市處于熊市，需要引入新鮮資金；而QDII則是為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而疏導資金外流之舉。其實，資本項目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與否的意義本身，遠遠大于其他的政策目標，需要慎重地考慮。

　　管理浮動匯率加資本項目的基本封閉，是短至中期外匯政策的最優(yōu)選擇

　　中國經濟的成功可能為發(fā)展與轉型經濟學提供了一個新的題目：什么是最好的發(fā)展經濟的模型。中國作為一個發(fā)展中的大國，經濟有很多特點。首先，以中國經濟本身的規(guī)模，足以成為世界經濟中一個大的板塊。其次，中國是一個政治上統(tǒng)一的國家，一個穩(wěn)定的社會是發(fā)展的必需條件。最后，中國可以在短時間內建設最先進的公路、港口、光纖通訊等硬基礎設施，但很多社會、文化、人力資源、公共服務機構等軟基礎設施的建設卻需要經過幾代人的積累，目前還存在很大差距。

　　經濟學的原理多數基于穩(wěn)定平衡的假設，而非動態(tài)、發(fā)展的環(huán)境。而各種正統(tǒng)的匯率政策正是基于后者的假設。在中國的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外匯政策一定要達到兩個目的，一是要服務于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目標，二是要盡量減少中國經濟發(fā)展的風險。要實現這兩大目標，目前管理浮動匯率加上資本項目的基本封閉，似乎是短至中期內最優(yōu)的選擇。

　　首先，外匯政策要絕對避免直接或間接導致金融危機，甚至社會動蕩。中國發(fā)展的根本基礎就在于社會穩(wěn)定。中國在發(fā)展之初，金融體系極不健全，國內金融機構基本上沒有市場化，很少的資金就可能沖擊整個金融體系。如果在那個時候就開放資本項目，很容易造成金融危機。拉美國家在這點上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拉美整個近代金融史就是一個接一個的國家從一個金融危機走向另一個金融危機的歷史。直到最近，隨著中國銀行(601988行情,股吧)(5.03,0.11,2.24%,吧)改革取得階段性成功，中國金融機構相對來講健康了很多。但隨著次級債危機的爆發(fā)，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進入了一個板塊相對移 動的多地震時代。未來一些年內，只要世界金融體系的過渡未完成，高頻率、大規(guī)模的金融危機在所難免。這次愈演愈烈的次債危機，使世界經濟維持增長的希望主要集中在中國了，根本原因也就在于資本項目的封閉使中國的金融體系未被卷入風浪。而其他如歐洲經濟，由于貨幣的傳導作用，也不得不經受來自美洲大陸的金融風暴。

　　其次，中國經濟的規(guī)模越來越大，內需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可能使中國與美國等發(fā)達國家的經濟相關性日益降低，在這一背景下，中國要保持宏觀政策的自主性，就不宜執(zhí)行可自由兌換的固定匯率。中國早期發(fā)展的主要動力之一來自競爭激烈的貿易，這就要求執(zhí)行固定匯率或管理浮動匯率制度，來減少不確定性、降低貿易的成本。最終，解決這兩個相互矛盾的目標的辦法，就是管理浮動加不可自由兌換。但執(zhí)行此種政策有很大的難度，因為管理者要確定什么是合適的匯率。要是這幾年中國外匯政策有什么不理想之處的話，那就是對“正確”匯率水平的把握了。決策者可能過多地考慮了出口、尤其是由此創(chuàng)造的就業(yè)，而有些忽視了低估的人民幣對國內貨幣政策的影響，造成了國內流動性過剩、經濟偏熱，進而導致了中國目前經濟的第一大敵—通貨膨脹。其實，高儲蓄率之下，中國短期內已經不再依賴于國外資本，過高的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也給中國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和低效率，甚至很多本應發(fā)生的產業(yè)調整都因此受到了阻礙。

　　最后，中國作為未來世界兩大經濟實體之一，外匯政策遲早要實行自由兌換和某種程度的管理浮動，但要想使中國的經濟與金融體系能夠免疫于開放外匯政策的副作用，必須有一些先決條件。當前，中國金融市場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還有許多機制尚未建立，最簡單的包括利率的市場化與債券市場的進一步健全，再有金融機構包括銀行、券商等的市場化競爭力也必不可少。有了強大、健康的金融機構，才能維持未來世界經濟與金融中心的正常運行。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曠日持久的衰退，與其低效、羸弱的金融機構是直接相關的。試想，在中國銀行改革與股改完成前，有大量國際熱錢涌進涌出，勢必會造成更多的金融機構在改革前遭受不必要的沖擊甚至破產，進而造成中國經濟增長受到負面影響。

　　如同其他經濟政策，任何外匯政策都有其兩面性。權衡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高效率與可能頻繁的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執(zhí)行穩(wěn)健的管理浮動匯率加上基本封閉的資本項目，可能仍是目前中國較為理想的選擇。當前，中國還處在加緊建設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和健康、有競爭力的金融機構的階段，一個相對平靜的環(huán)境是非常有利的。這一點在國際金融市場處于裂變過程的多事之秋更加顯現。與此同時，在當前的國內外宏觀經濟大環(huán)境下，使人民幣達到合理的匯率對整個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和改革至關重要，這就要求人民幣加快升值的速度，以此作為重要的政策手段對付通脹、進行產業(yè)調整等。中國經濟規(guī)模相對多數發(fā)展中國家，是能夠構成規(guī)模效應的。其實，現階段，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中國各個行業(yè)尚未完成經濟的全國化，即本國經濟的一體化。即使資本項目不開放，內需的提升拓展、金融體系效率的提升等就足以創(chuàng)造很多的增長點。